记得在大学的英国文学史课上，关于乔治·艾略特有印象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是女性，是玛丽·安·伊文斯的笔名。第二件事则是她与路易斯的25年的同居生活。底下议论过后，乔治·艾略特的那一页多被匆匆翻过，也没有人去细读她的作品，在那堆有名气的女作家里，似乎她的故事情节生动不如《简爱》，语言机智诙谐不如《傲慢与偏见》。况且，当时“疯女人”被女性主义炒得很热，女生们吃惊而又不安地发现另外一个疯狂的自我就在某个阁楼顶上。第三件事是后来偶尔翻书知道的，就是她最后还是结婚了，但不长，同年年底她便因伤寒而匆匆逝去。其实乔治·艾略特是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中文化程度最高，也是唯一同时获得事业成功的。
据说乔治·艾略特有一张男性化的脸，至少阿弗雷德·丁尼生这么说过。但她意志坚强，善思辩，以至于与她交往甚密的哲学家斯宾塞认为这样哲学的头脑实在是对她虚弱的身体有害。而亨利·詹姆斯在1869年第一次见到艾略特之后，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她“难看极了，无比丑陋，……但（我）还是非常敬爱这个伟大的，长着一张马脸的蓝袜子”（注：当时知识女性聚会，穿着随便，多穿蓝袜子，由此得名）。艾略特1819年出生在渥尔威克郡。1841年，他们一家搬到了考文垂市，她父亲原本是希望搬到城里能有利于她的婚事。在考文垂，艾略特结识了很多文化圈的朋友，与这些人的交往极大地开阔了她的视野，这对她后来一生的选择都起了很大的影响。父亲去世后，她的未嫁身份更加尴尬起来，1851年，艾略特决定到伦敦去谋生。她租住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主编恰普曼的家里，帮助他做了大量的编排工作，并写了很多文章。在这时，她的学识与职业倾向开始展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她有了与知识界人士结识的机会，她成了斯宾塞的朋友，并在1851年10月认识了一个对她一生至关重要的人——著名评论家、记者乔治·路易斯，路易斯当时已婚，有三个孩子。1854年7月，她和路易斯一起去了德国，在那里生活了八个月。回伦敦后，他们公开同居，以夫妻相称，一直到1878年路易斯去世。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回英国后，艾略特经常发现自己被一些体面的聚会排除在外（尽管社会逐渐接受了路易斯），令她更为难堪的是，当他们搬家到肯特时，邻居宣布他俩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当她准备去参观吉尔顿女子大学时——她曾为此捐建——她被通知原先拟定的接待取消了。她的兄妹也为此和她断绝了往来。艾略特的反应也相当强硬，她宣称自己是路易斯太太，而且开始履行伴侣的义务，包括和路易斯一起供养真正的路易斯太太安格尼丝和七个孩子（其中四个是安格尼丝与情人生的，他们都随了路易斯的姓，为此，1860年路易斯被律师告知不能离婚）、以及后来路易斯的第三个儿子死后留下来的孩子们。
在被社会驱逐的那些寂寞的日子里，她开始写小说，并打算出版，实际上她还一直在为杂志写文章——当然是匿名——很多是关于知识女性所面临的困境。艾略特的第一篇小说采用了男性的叙事口吻（她的大部分小说都是这样），路易斯把它送到出版商布莱克伍德那里，说作者是他的一个教会朋友。小说不久即匿名发表，后来与另外两篇结集出版时，作者才开始署名“乔治·艾略特”。她的这个笔名一直让人对她的私生活和写作态度作了很多猜测，甚至有人认为版本源于海峡对面的乔治·桑。不管怎样，当时大家都认为乔治·艾略特是男性——大概是外省的一个牧师。只有狄更斯声称这部作品应该是出自女性之手。1859年，当她出版《亚当·比德》后，大家开始要求她透露身份。尽管她知道这样会影响作品的声誉，她还是公布了。12年前，对夏洛特的《简·爱》的评论在作者亮相前后曾出现过强烈反差。艾略特当然很清楚这件事。因此她公布身份是在《亚当·比德》被基本评论过之后。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在此之前，《亚当·比德》受到一片好评，大多是因其“独到的男性视野”，《泰晤士报》称其为“一流小说”，《经济学家》认为“这部小说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与女性小说的本质区别”。而当乔治摘去面纱之后，对《亚当·比德》的评论出现了突然的转变，大家开始按女性作家的标准来分析它。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女作者因缺乏男性体验而在她的小说中不能充分描写男人”。对大多数人来说，实际上是他们惊恐地发现作者就是早些年那个因与路易斯私奔而震惊了伦敦社会的玛丽·安·伊文斯！很多读者都有被骗惨了的感觉：那个虔诚的牧师，“如此令人感动地坚持基督教社会里的责任”，结果竟是一个与别人的丈夫生活在一起的女人（不道德的女人当然是不配谈道德的）。当然，艾略特为此受到评论界的惩罚，当1860年《弗洛河上的磨房》出版时，大家对此的反应比较冷淡。但不管怎样，她的声誉已经因其前两部小说确定了，也没有人能够收回去前面的话。《弗洛河上的磨房》被认为是艾略特的自传，尤其是前半部。书中的很多情节都与她早年的乡村家庭生活经历相关，还有她后来的选择（路易斯），女主人公麦琪与史蒂芬私奔后又回到圣·奥格的决定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艾略特自己的故事。麦琪的最后选择读起来就像是崇高而又自虐的行为。评论家认为艾略特创造了一个“她自己做不到的、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的角色”。她的作品里是一贯的严肃的口吻、道德责任感、艰难生活的伤感，也充满了矛盾——固守着过去的愿望与打破阶级、性别限制的愿望之间的矛盾。1869年她开始写《米德尔马契》，这本书被认为是她后期最好的作品，但出版后（1872年）销路并不怎么好，1876年出版的《德尔翁达》也是如此。不过她此时已经没有心情考虑销路的问题了，因为路易斯病得厉害。他的病情时好时坏地持续了两年，最后还是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他最后做的事情是把艾略特的最后一部作品的手稿送到布莱克伍德那里。他死后不久人们才开始平心静气地评价他们的关系，詹姆斯甚至认为“如果他们不曾相遇，那么我们就失去了文学史上最完美动人的结合”（1885）。
她有一段时间不见任何人。1879年4月她给她和路易斯的朋友约翰·克罗斯写信：“我实在需要你的安慰”。1880年5月她突然宣布结婚，这个消息引起了当年她和路易斯私奔一样的喧哗，她好像是在生活中有意篡改主人公的命运，最后的结局不是像麦琪一样是在洪水中“得救”。她打破了与读者、崇拜者之间无形的约定：她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她是乔治·艾略特。现在，她的名字成了玛丽·安·克罗斯，或许她的婚姻是对她一生艰难的选择的解释，但还是没有逃脱麦琪的模式：放弃——争取——被惩罚。没有人知道这段短暂的婚姻给她自己的感受是怎样，因为实在是太短。不到八个月，她便突然去世，就像故事情节在到达又一个高潮后作者遽然收笔，这是她最后一件又让人大吃一惊的事情。
但不管怎样，她的家里人还是很高兴她最后终于结婚了，她的哥哥以撒参加了她的葬礼。她的姐姐芳妮后来在给以撒的信中说：“谢天谢地，她最后还是嫁了一个好丈夫，有了夫姓。让我安慰的是，在她这么多年一直跟着路易斯之后，死后棺材上刻下的名字不是玛丽·安·伊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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